文艺批评 | 吴俊：《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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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鲁迅自称的五部文学创作集中，《朝花夕拾》呈现出非常独特的一种个人史的写作风格。所谓个人史，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虚构，其中或多或少会含有主观经验的成分，是一种主观修辞、审美色彩强烈的文体。作者用叙实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历经验化作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的一种表达；也可说是当下情感、思考和价值观成为个人经历经验的一种提升表达动力，并借助于叙实的方式得以充分实现。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个人史跨越现实和精神的层面，兼有个人、历史、当下的表达维度，具体经验和抽象精神融会贯通、不着痕迹。

吴俊老师认为《朝花夕拾》的各篇连贯而又跳跃，情感饱满也各成意趣，行文风格既有统一笔触但更趋多样宛转。从中似乎能够看出作者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还有生命史上不可抹去的深刻留痕。吴俊老师通过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三篇文章进行文体美学修辞细致深入的解读，他认为鲁迅通过对孩童到青年时期生活经验阅历的记叙和回忆，完成了告别童年到青年的转变，并开启了自觉意义上的走向新世界、寻找价值实现的人生旅程。

本文为一组系列文章，陆续刊于《写作》杂志，今日推送为该系列之三“《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中）”，原刊于《写作》2021年第4期，感谢《写作》杂志和吴俊老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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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三）

——《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中）

“文学的个人史”《朝花夕拾》，各篇连贯而又跳跃，情感饱满也各成意趣，行文风格既有统一笔触但更趋多样宛转。从中似乎能够看出作者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还有生命史上不可抹去的深刻留痕。随意一篇都能读作第一篇。文学的审美激发出了浮想联翩的遐思，竟不免会使你有点儿痴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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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哀而不伤的忆旧和告别

在《朝花夕拾》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作品的笔调情绪和一般主观方面，显出了少有的平和。不再剑拔弩张，怒目圆睁，也少见了怼天怼地怼人的论辩指向和激情表露，虽说少数仍有那么一些顺势而为的讽刺会“习惯性”地流露出来。有情而含蓄内敛，这是我的基本阅读感受。

*油画《百草园》，1979年 作者：潘世勋

作为一篇相对常态风格的个人回忆散文，记叙性的内容构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童真、童蒙、童趣写得生动灵现，特别可以见出作者的主观倾向，他的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那一点点温情、美好的记忆。他想抓住这些已经远逝了的人生快乐，但也不至于暴露出太过分的激动心情。有所节制，也没忘记现在，所以难得的平和中又有看似随意的戏谑，曲折的暗喻，甚至少有痕迹的讽刺。这也就是鲁迅的文风文笔特有的修辞艺术功夫了。

先说的是百草园。“我家”的百草园早已易主，记忆中里面“只有一些野草”。但它却是“我”的童年乐园。这第一段有点令人勾起了对鲁迅小说《故乡》的回味了，只是这篇的感情表露相对平和，只隐隐流露出家族衰败的哀伤之情。而且行文中的戏谑之笔也多少会冲淡一点这种隐隐的哀情。《故乡》的感情程度和表达题旨相比都要明显深厚多了。

*吴冠中，1997年油画《鲁迅的故乡》

其次是体现了鲁迅遣词造句的一种特别修辞手法，用貌似矛盾的用语来增强、突出文学叙述的表达效果。因为最后一次见过百草园也在七八年前了，所以“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的记忆就显得很有些奇妙之意了。“似乎”和“确凿”，两者连用是很矛盾的，但它对于强调记忆的主观性真实程度的表达，则有着相当强烈衬托的艺术修辞作用。这个细节也和整部《朝花夕拾》的创作性回忆文体相呼应。这在作品集的《小引》里就有预设和说明了。鲁迅使用这一手段并非个别。百草园衰败如此，为何又会是“我”的乐园？参差对照才能更见叙事的起转和文气的奇崛，所谓乐园的引人入胜就跟着顺势而出了。这段连贯的行文蕴含有作者浑然天成的匠心技巧。

百草园是童蒙稚子的“我”的乐园，无限趣味在其中。这不多说，一读便知。百草园里有蛇，这也容易使人理解。不过，作品是用专门的方式特意提到了蛇，蛇在叙述中就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由此转接引出下文，这是形式上的写作技巧；二是由此进一步打开叙述的空间和连带的想象，这就更多艺术审美旨趣方面的揣摩了。“我”在乐园里的玩耍，经由赤练蛇转成了美女蛇的故事。这一来，惊心动魄的效果更胜于可能是实际的赤练蛇的可怕了。文脉之自然顺畅显出了作者行文创作的老辣手段，且几乎不露痕迹。

*《山海经》（闽格古斋藏板，明郑煾校刻本）

美女蛇的故事是听长妈妈说的，长妈妈出现在了《朝花夕拾》的多篇作品中，有意无意充当了一个联线全篇的人物，但她又是一个多处跑龙套的人物，除了那篇《阿长与〈山海经〉》。给人感觉作者确实是贴着真实的人物在讲述着自己的回忆故事，扑朔迷离间也是难辨真伪。但这个美女蛇的故事真的很合长妈妈的口吻，我看着也都信了。所以，我也特别看重、留意了作者听了故事后的结论，应该是别有深意、另有所指的。就是这几句话：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

我想，鲁迅写下这些话，一定是有他的弦外之音，或有他的实际刺激的吧。只是在这一篇里，他决定采取了相对含蓄、隐忍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何必每句话都来说破呢。

冬季雪天的百草园，可以捕鸟。这是尤其有趣的事。并且，捕鸟还引出了作者童年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那便是“闰土的父亲”。闰土则是我们熟知的《故乡》里的主人公。和闰土相比，“我”该是富家子，少年的玩伴就伴随着人性和阶级性的纠缠；长大以后，“我”已经成为新文化的知识者，闰土则重复着“闰土的父亲”的人生，双方对视的目光已然陌生，或者说彼此成了“陌生的熟人”吧。这对于归乡的“我”，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生活给予的迎头一击。最柔软的梦幻世界被打碎了，不经意间所遭遇到的挫败乃至创伤感恐怕要更加深入侵蚀到“我”的心底。但诉说无门。说到底，“我”也没有学会“闰土的父亲”教“我”的捕鸟方法。只是童年的玩伴和记忆是如此深刻，写作者总会找到机会将这一切心底的郁积倾吐出来。那毕竟也是自己的生命凝练。所以，不要忽视长妈妈、闰土和他的父亲还有水生，这些人物经验对于作者创作《朝花夕拾》的心理推动作用及其隐秘的重要性。

*《故乡》首发于《新青年》第九卷

写完了百草园，就进入了三味书屋。作品是用了一句相当不满和疑惑的口气，突兀反成自然地完成了叙述的转折。“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进书塾好像是对作者童年的一种惩罚。这和《五猖会》里父亲命令“我”背书的情形相似。“我”当然不满、腹诽，但也无可奈何。回忆童年的写作，这时就有点像是在报复专制家长过往的威权霸凌了。从此，“我”将失去了“我的乐园”。“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但语调也并不激烈。

好在童年并未在书塾里彻底结束，三味书屋并非失乐园，另一种童年生活在书塾里开始了。就是读书的童年。这是和百草园不同的童年。显然，鲁迅对于书塾情形的描写不同于其他很多人的攻击姿态。温情仍然荡漾在写作者的回忆情绪中，其中有童年生活体验的真实况味。于是，寿镜吾先生的可爱形象留在了文学史上。

我们从这样的描述中能体会到作者对于“先生”的亲切感：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笔锋就此顺势一转，顽童心态就出来了。“我”因了东方朔的渊博之名，竟问起了先生一个名为“怪哉”的虫子来了，但好像是触怒了先生。也许，“我”的无知或好学，竟有了一点捣蛋或挑衅的意味？先生“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因此又体会到了一点人生经验，看来却是有点儿鲁迅的暗讽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怪哉”虫名原出《太平广记》里的《东方朔传》。传说汉武帝道遇奇怪小虫，五官俱全。不识其为何物，遂问博学多才的东方朔。后者答，此虫名为怪哉，乃愤怨之气所结而生，意在不满、控诉秦政的暴虐无道、民不聊生。这本也是借题发挥的小说家言，故而托诸东方朔的故事。这里真的不太清楚鲁迅这样写有什么具体的深意，看上去有所指，实际却也道不明白，不敢落实。不过至少，一个童年少年对于成人世界的不信任感却是实实在在的了。

先生很和蔼，“我”又找到了自己的乐园，“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园子虽小，但同样也是乐园。童稚之心实在是很容易满足的，只是玩兴常常会被先生催促读书的叫声所打断。三味书屋是读书的地方，你不是来玩耍的，但是小孩们却是到哪里都是玩。这篇写园子的作品，鲁迅就是在写孩童的玩耍玩兴而已。读书很无趣，先生颇可爱。读书得意时，“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给人一种无比的享受惬意感。这也是孩童眼里的先生可爱好玩处。

*三味书屋

如此可爱好玩的先生，读书入迷时也就成了我们的快乐时光。“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虽然不能到园子里玩耍了，但“我”的绣像却也有暇大获成功。鲁迅成年后的美术和艺术事业，有据可考的起点，应该就在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没有教他艺术，但给了他一个发展艺术趣味的机会和空间，“我”的玩趣成就了“我”的艺术。正是有了这些玩耍的机会和记忆，童年的书塾读书生涯才会如此不失有趣和美好吧。

作品结尾了，鲁迅彷佛不甘地又露出了他的尖锐性。童年私塾里的绣像，后来“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这位同窗听说现在“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呵呵，我似乎依稀看到了鲁迅“不怀好意”的微笑，他对于所谓绅士的攻击，正是这一时期的文章聚焦点。言外之意的顺手一击，活显出了鲁迅的辛辣文风和战斗个性。

童年随风而逝。绣像“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貌似回归了记忆中的童年或故事，实际恐怕是对于童年的告别。不管怎样，“我”再也回不去“我”的乐园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都只在回忆里，“我”的乐园早已经消失了，有着些微的惆怅。这种情绪在鲁迅作品中应该也是不多见的，他不常甘于陷于哀伤。

2

《父亲的病》：庸医之恶与人伦反思

《父亲的病》直接写出了《五猖会》里的阴戾、威权父亲的生命末路，连带有“我”的人伦之痛。作品中诸多文字透出了身为人子的强抑之隐痛、难言之衷曲，有时平静得也实在是因为难以直接面对。

父亲的病就和治病及医生有关。作品大半篇幅是在写庸医之恶，不吝细节。近结尾时，转而白描出直面父亲之死的悲痛，和更深一层的人伦之思。文字间的紧张感使人读后久久不能释怀。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父亲的，并且，都会面对父亲之死吧。

有时，情绪太强烈了，表现出来的样子却会走向反面。作品开头的笔调好像很是轻松。用幽默调侃、近乎冷嘲的叙事笔调写活了庸医敛财害命之恶，正呼应了《呐喊》“自序”中的那句颇有点争议的名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但这一篇的主体是作家讲故事，讲自家的遭遇，和亲生父亲为庸医所害之死。《呐喊》自序的激愤和本篇的冷嘲，温凉有差，文体互别，叙述修辞的方式各呈其趣。就文学性的力度而言，冷嘲甚或在激愤之上。《父亲的病》更能使人产生切肤同情的人心共感。

*《呐喊》1930年北新书局版

敛财害命的庸医和“我”直接有关，“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从行文上看，“名医的故事”主人公实有其人，故事的可能之虚因为有了与“我”的真实联系，变成了一种逻辑真实，同时又和本文主题的“父亲的病”直接挂上了钩，完成了行文叙事的可信衔接。此后，则名医之为庸医的事迹就不再是故事，而成为“我”生活中的现实版，“我”的切身经验。作者对于名医\庸医的切肤之痛、之恨，就根源于自身实际的生活经验。

用“药引”之难写庸医之嘴脸，是本文的一大叙事手法。其中又略分两层，除“药引”本身难寻外，还有一层是暗讽了庸医的阴险敛财术。“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另一位名医也一样，“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并且，“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鲁迅故家的败落，从小康之家而堕入了困顿，自身也沦为破落户子弟，究其经济原因，应该也有庸医敛财侵害的巧取与骗夺。由此可以再次体认到鲁迅之恨中医的隐私之痛所在。

一旦医治无效，庸医的惯伎便是设法推诿，便于自己全身而退。最大的推诿借口就是归之于“命”了。所谓“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这也许是前世的事”。再神奇的药引，也管不了前世。中国人的问题也就到“命”为止——谓之认命。就此可以解释一切，解决一切。从“父亲的病”到中国人的“命”，鲁迅的笔触就从自家故事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黑暗病灶，传统批判和思想启蒙的姿态怦然而出。父亲病死在旧时代，“旧事重提”则是新文化的产物，鲁迅的鲜明立场表现得非常充分。本篇主旨并不尽在悼念父亲。

“败鼓皮丸”是名医陈莲河开出的“一种特别的丸药”。本来就是针对所谓“医者意也”之类的说法，用科学方法予以深究当然无妨，鲁迅本也就可以只是暗讽一下而已。但他顺笔就联到了历史文化批判的层面，立意站位显然表现出了一种新时代文明价值观的思想色彩。

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

这就像是乞灵于符咒退敌一样，自欺而欺人，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文化破产，国家败亡。鲁迅是把中医的某些骗术视为传统文化中的顽劣愚昧糟粕，愚弄国人数百千年，成为国民意识劣根性的顽疾积淀，而今必须猛喝唤醒、力除尽净才行。他的所有写作都有意识融入了思想革命的主旋律。后文写得更加分明了：

……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读到这些文字，在思想层面，当然可说作品是在明讽中医的荒诞，实刺传统的愚昧，显见开启民智、倡导科学的必要性。同时在情感的表达上，从中也能深切体会到鲁迅个人的悲愤之情。父亲的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人的“命”的象征。悲愤于父亲的遭遇，尚属个人人伦情感；悲悯于国人的苦难，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的觉醒与担当。本文的思想立意显然要远高于对个别极端的庸医表现（骗术）的抨击与批判的动机。

父亲的病终于无力回天，甚至药石不进了。医生束手告退，但作品的行文却又进了一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从鲁迅对陈莲河近状的描写里，可见社会的停滞少有改观，庸医的市场仍然广阔，而且还可能有进一步的恶化。鲁迅年轻时信奉的进化论，也许时时要被经验到的人心和社会的“退化”而打破。行文里最后那个语气词“哩”，则贯穿加强了这一段描述中对于庸医情状的讽刺和冷嘲口吻。

由陈莲河又说到西医了。自然顺接而下，下文就是作者对于西医——现代医学、现代思想的态度了。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这当然讲的是现代医学和医生的人道及职业的伦理。以此和中医、中国传统思想形成对照。偏向于文明观念表达的大道理。但也并非就是简单、表面化的中西医学的优劣比较，实质应该是新旧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矇昧文化和科学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区别。在新文化启蒙洗礼之后，文化文明的价值立场表达在很多时候难免既鲜明又极端。鲁迅对于中西医学的态度是一个突出显例，他的思想目的主要聚焦于对传统伦理的文明批判。所以，作品紧接着的下段立即就写出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中国式人伦考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不可谓鲁迅不大胆，简直是胆大到了大不讳的程度。但有了前文的“西医”思想的铺垫，这里才能见出“我很爱我的父亲”一语之深沉和凝重的真义。中国传统视作为“大不孝”的“思想犯罪”，从现代观念而言，则“实在是正当的”。鲁迅有过专业学医的早期求学经历，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精神灌注在了他的人性关怀之中，也渗透进了他的人伦情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表现意识中。作为他所对照的反动面，无疑都是中国传统旧伦理。父亲的病、父亲之死，成为新旧伦理道德的一场大考验，也是做为人子的鲁迅发出自己心声的一次痛彻呐喊。

这就能明白作品此后至尾用对话白描出了父亲临终的悲惨，和“我”的悲愤与自责。这一段落中，出场了一位衍太太。这位衍太太在鲁迅的作品里并不是一个遭到激烈、直接贬斥的对象，但在“我”的记忆和主观情感中，她显然就是一个终落贬义的反面人物，下篇《琐记》一文开首就是她的登场。父亲病而将死之际，衍太太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教导我们如何给将死之人送行，并无可厚非。但她催促着“我”对着即将咽气的父亲连声大叫，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在作者的记忆里，自己当时不能违拗衍太太的催逼，她是按照“礼节”要求做的，但“很爱我的父亲”的“我”，心里却以为不该打扰将死的父亲临终时的平静。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大声地叫唤着父亲，这是“礼节”的催逼和压迫。鲁迅用了三个惊叹号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叫声：“父亲！！！父亲！！！”多少年后，鲁迅再次听到自己的这叫声，假如我们也能听到他的叫声，其中自责的悲愤和惨烈的含义，恐怕要远过丧父之痛的哀情吧。因为“我”分明看到：

他（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彷佛有一些苦痛。

……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即便是在记忆里，鲁迅想必也不会把自己打扰父亲临死平静的过错，单纯地算在衍太太的头上。衍太太不过是个有着“平庸之恶”的俗人，也就是鲁迅笔下一再提到的“庸众”，她在《琐记》里还有种种不道德、极恶劣的品行，但在这里，她只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只能是“我”承担着自责的重压。不经意间，我们不能忽略了鲁迅的行文和思想的修辞术多在偶然中体现出浑然天成、恰到好处的意趣。

从作品开头的名医和陈莲河之辈，也许吧，衍太太的“礼节”就像是中医术，她和陈莲河不过大同而小异，更像是个堪比江湖医术的礼教名医。礼教杀人一如庸医杀人，都是在以救人的名义和善良的理由，高尚而公然地施行着不义而无耻的勾当。这正是鲁迅痛彻心肺的同时，一定想要曲笔表达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内涵。衍太太并不是父亲临死之际偶然出现和登场的；她只是另一个庸医罢了。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这主要已经不在谴责衍太太的误人造孽，而是作者的自省和自我的审判了。衍太太之流以传统人伦为名，施行的其实是反人道之实。陈莲河之辈也不过是昭然若揭的行骗庸医而已。但“我”的“最大的错处”却在于因袭和屈从了礼教之恶的“原罪”。“我”被礼教所害，但“我”也在用礼教害人，并且，加害到的还是自己的父亲。说到底，“我”和陈莲河、衍太太们都有着文化血缘的相通性。正所谓“我是吃人者的兄弟”（《狂人日记》）。只是“我”后来成了“铁屋”里觉醒且发出了呐喊之声的那个“狂人”。作为一个觉醒者，“我”将承担启蒙和牺牲的使命。启蒙就从这“原罪”的挖掘和自我的审判开始。鲁迅文学的伟大境界和人格力量就体现在此。他最终的觉悟是把自己放在了启蒙者自觉到的牺牲者的历史位置上了。

《父亲的病》的题旨可谓幽远而深邃。貌似简单、显豁的结尾，实则蕴含着无比沉痛和深刻的思考内涵，内外两面都启人无限的省察与深思。

3

《琐记》：日常琐记中的青春成长痕迹

《琐记》内容如题之义，看去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之感，拉杂写来，好像并无深奥暗语、微言大义。实则细察审度便见草蛇灰线隐约其中，字里行间绵延着情感生命的脉络；那些零碎、跳跃的断片，连贯着人生的成长和探索的过程。可以说，本篇也算是鲁迅对自己青少年生活和成长记忆的一种简略版绘图——生长于老旧中国的一个传统世家子弟，如何在生活的磨砺、时代的冲击、世界的大势中，终于告别旧邦、投身新生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把这篇《琐记》读作是鲁迅文学叙事中的青春成长散文。

*鲁迅《琐记》插图，邵克萍绘

“琐记”行文始于衍太太，恰如其分。在上一篇《父亲的病》里，作者已经简略交代过，衍太太“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对其人物描写刻画虽不正面，却也不算明显直白的贬斥。略含讽刺，不怼个人道德形象。人物褒贬之义，也可大致放过而不刻意追究。作者着眼扼要在大处，即对于所谓“礼节”的非人性、非人道的伦理批判。但在《琐记》里，一出场就以反语写出了人物之恶，褒贬情感显豁分明，而且作者的刻意反讽修辞也张扬得格外明显，甚至还有点夸张了。“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有点使人愕然吧？下句就给出了缘由，“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原来如此，成人（衍太太）的居心叵测就此成为一种叙事的悬念。相映之下，孩童的天真烂漫就变得很危险了，无形中就会失足落进受害的坑里去了。因为衍太太的“好”，使得“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殊不知，“我们”其实就身处险境中了。

鲁迅用了漫画式的随意几例，把衍太太的伪善面目暴露得昭然若揭、形神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刻画，几乎都在不经意间的聊聊笔触中。比如，“和蔼地笑着”蛊惑诱骗小孩们冬天比赛吃冰，用春宫画调笑侮辱小孩，两面三刀假充好人，小恩小惠拉拢小孩，诸如此类。看是平常的成人之恶，戕害的却是孩童的是非观念。因为，“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这就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的真假善恶两幅面孔了。

而且很快，这种平庸之恶就使“我”深陷进了莫名的罪恶感中了。“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而且，“我”也似乎有点长大了，不再和小孩们玩耍，“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这样，生活的话题、家庭的日常、经济的困窘之类，自然成为“谈闲天”的内容。想不到“精通礼节”的衍太太竟然会露骨地教唆“我”去偷取、偷卖母亲和家里的东西，名义上还是为了“我”的利益。这显然有违“我”的道德观，“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

这里，鲁迅写得很有分寸感。虽然读者不难看出衍太太的教唆之恶，但对故事中的“我”来说，毕竟尚未成人，是非判断上还很难形成明确的恶感。所以行文中只是很有保留地写出了一点心理不适和行为变化，并无深究。这其实也是鲁迅叙事艺术中的一种自觉技巧运用——在作品（人物）叙述中，作者立场的有效节制。

但这也就有了紧跟着的后续情节高潮。一方面是衍太太的教唆产生了暗示性的心理后果，“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另一方面是更加严重的社会舆论恶果，即“流言”。——鲁迅说过，自己一生为流言所伤。或就起源于此。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彷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这段话可谓痛彻心底。“流言”对鲁迅的思想和人生的冲击力度及灾变式后果，也许并不亚于兄弟决裂、或进化论的“轰毁”吧。此前，鲁迅的最直接的社会认知经验之痛，应该要算是祖父科场案所引发的一连串遭遇了吧。相比于狂风暴雨的经验，类似衍太太和流言之恶的日常生活细节伤害，一般会被人所忽略其中的重要性或敏感性。但，当事人自己的心里是体验、知道得很清楚的。这种切身经验和切肤之痛，会影响、甚至会主导了当事人的生活和生命的轨迹。所谓人生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正在于此。而流言也就此成为鲁迅一生认知社会、判断他人、洞悉人心的一个特殊媒介和标志，有时也更像是一个概念、符号或象征，寄托、凝聚着特定的情感和思想的含义。

好。那么，走罢！

读到这一句，我是有点吃惊的。因为从叙事流程看，鲁迅是把“走异路，逃异地”的人生转轨原因，归结到了衍太太之流的日常生活流言伤害，而非一般（愿意或倾向于）理解的重大社会历史、或人生家庭事件等的显著、特定原因。似乎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这会是一种刻意的叙述策略吗？

或许此刻我们应该再度回顾一下这篇作品的题目《琐记》的意味了。琐记所记，字义表面看是生活之琐碎，内里应更在琐碎中的意味涵义。如果没有言微旨远的深意隐义，琐碎所记也就毫无意义，《琐记》之作就无必要。故而，琐记之琐碎当然是一种手段或形式，是一种叙事的文体内容的特色形式构成，彰显出的既是琐碎之生活相或社会世相，同时也就是琐碎所蕴涵的内在真实性和广义象征性——日常生活既是作者人生的真相，其中也积淀了人生成长的决定性动力和精神性根源。所有社会化的因素只有汇入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才能形成、产生出真实的作用。琐碎历炼而成真金。在此意义上，《琐记》可说是一篇四两拨千斤的作品。有如这一句简单且干脆的话：“好。那么，走罢！”没有也不需要宏大叙事，这是生活（合力）的琐碎产生的宿命般结果。

于是，我们也就切近理解了作者其后的说明：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这些话说得太决绝了。琐碎生活的体验中，诞生和升华成的是反向的、精神性的意志和力量。鲁迅笔下寻找“新的人”“真的人”“觉醒的人”的主题开始出现了。所谓别一类人、“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甚至“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的人，这便是真正的思想革命者的（精神和人格）形象了。隐隐约约这也浮现出了日后鲁迅在日本心仪的“摩罗诗人”“精神界战士”（《摩罗诗力说》）的形象了。

*《摩罗诗力说》1908年刊发于《河南》杂志第2-3期，署名令飞

现在，“走”“寻”的方向和对象，首先是新的知识世界。鲁迅在琐记的生活后，终于觉悟而踏上了求学新知、进而从古老中国传统到崭新世界未来的启蒙人生之路。

作品里没有“高大上”的概念说教，只是沿着《琐记》的连续笔法和自然脉络，继续“琐碎”地伸展开去。甚至还不乏轻松幽默之笔。城里被笑骂的新学堂，只因为教授了“洋文和算学”，就成为“众矢之的”。这个例子看是随意，实则反映了作品的叙事转向和主题呈现——透露出了《琐记》的主题指向在于：“我”在旧世界看到了新事物新希望，这使“我”能够以求学新知识的方式逃离旧世界，也就是开启了“我”的人生新时代。青春成长的精神叙事和思想启蒙就此成为这篇作品的显豁主题。但在写法上，琐记依然。只是和对待流言的态度一样，对阻碍维新变革的传统守旧派，鲁迅也予以了连贯当下现象的针砭：“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时代变局、革新大势当前，对于螳臂挡车的守旧之流，鲁迅其实是语含轻蔑的。

宏观一点看，鲁迅遭遇和面临的是中国千年之变局中的传统浴火新生时刻，在此重大历史转型关头，他必须凭借自己的眼光和胸襟做出决定性的方向和道路抉择。就此而言，《琐记》的日常叙事实实在在地指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宏大主题。而就个体或知识阶层而言，一代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更新也在此过程中完成——鲁迅迈出了从一个士大夫破落户子弟走向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第一步。中国现代新文化旗手和巨人的身份标志也在此刻留下了历史的烙印。

鲁迅的第一站是南京。原因他也说得很分明：

……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进了南京的新学校，鲁迅的期待当然也并未得到完全的满足。从作品对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描述来看，新瓶装旧酒、新学堂旧人格、表新里旧的色彩相当明显，鲁迅对此的不满是很显然的。而且，笔触之间仍时时关联到了当下的弊端，指向现实的暗讽之意会时常流露出来。比如“螃蟹式的名公巨卿”“挺然翘然”“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乌烟瘴气”“正人君子”“名士”等，都有作者亲历的真实出处。既如此不满，那就干脆换一个学校，鲁迅进的南京第二所学校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这次总算有了“都非常新鲜”的体验和感觉。不仅课业换新了，学校主要领导也新任了一位“维新派”大人物，鲁迅笔下出现了一段后来很有名的情景：

……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脱身故家旧风俗的鲁迅终于置身在时代大潮的新风气中了。“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新世界就此在鲁迅眼前真正全面打开了。如果说真有所谓世界观的话，那么，物理、实在、感性和思想、精神、理性的多重、多层面的世界观、价值观内涵，就伴随着《天演论》启蒙的科学观和进化论，在鲁迅心里扎下了根。思想一经启蒙，人生的境界随之巨变。从此，鲁迅眼里所见就不再只是旧世界旧传统的羁绊了。过往的衍太太们又何必论哉。“本家老辈”的教训也只当做了风过耳。“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意气风发，特立独行，大致可以形容青年鲁迅彼时的心态和姿态。《琐记》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了作者早期生活经验阅历的记叙和回忆，并且链接上了人生新路的出发和起步。未来的方向和目标也在琐记过程中，比较清晰地出现在了可预见的前方。

*左图：江南水师学堂里二十丈高的“可爱的桅杆”

*下图：鲁迅抄写的《水学入门》讲义，原件藏于绍兴鲁迅纪念馆

可是，人生、历史和现实都不会一直是令人兴奋和顺利的，《琐记》的行文也是一波三折。流行新风气的学校也有了要被裁撤的风波。这几乎就像是维新之殇的隐喻，也是中国进步变革中曲折过程的象征。中国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改变了多少？改变中国的出路应该向何处去寻找？鲁迅身处西风东渐愈来愈盛的时代，“向西方学习”的现代思想文化启蒙成为一种时代新思潮的大趋势。绝望于中国变革的现状，或者说为改变中国进步变革的绝望现状，鲁迅认为：“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此前的到南京来，多少还有点不得已的无奈的选择，并非完全自觉，所以曾用了“走异路，逃异地”的说法，现在的要“到外国去”则是一种完全自觉的目标追求，是理性权衡思考的决定。这时的鲁迅已经拥有也做好了为中国的变革而投身世界的信念和准备。他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基本成型，需要更加充分和扎实的知识、更加丰富深厚的社会实践予以进一步的夯实和提升，当然也需要在此过程中确定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人生道路。他开始了自觉意义上的走向新世界、寻找价值实现的人生旅程。

这一过程中也点缀着暗讽或戏剧性的生动细节，符合“琐记”的叙述风格逻辑。留学生前辈煞有介事的谆谆教导，结果被证明为都是虚妄和错误。看来留学的经验或光鲜的履历并非重要，在日本顶着富士山样的辫子帽跳舞的也是出洋的中国留学生（《藤野先生》），自身的实践、思想的启蒙和精神境界的拓展与提升，才能造就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琐记》结尾看去也还是琐记——关于哭得死去活来的祖母，关于中国袜子和日本钱币的喜剧，折射出的是主人公（作者）个人的觉悟过程和变革中国的大主题。如果说“衍太太”的阴魂不散，中国社会就没有觉醒的希望；那么，鲁迅将这一篇日常《琐记》的青春成长叙事写成了一代新人诞生的“非虚构”文本。本文正好写到新人之“我”抵达新世界的前夕。

本文原刊于《写作》杂志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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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景陌  图源 | 网络